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紧接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表述之后。
对此，执政党给出的答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新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有不少执政党的机关被赋予了国家行政事务管理职责，这同我国长期以来的宪制实践也是不相冲突的。
（一）作为八二制宪基础的五四宪法 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彭真提出：宪法修改要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一九五四年宪法是比较好的。这一回应思路，最终也体现在现行宪法的文本当中，即在序言第7自然段中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表述。执政党和各级人大基于不同的逻辑，与人民主权发生关联。两部宪法中的将继续，在传达党的领导之规范意涵方面，起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在违宪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上，本文以为，当中国共产党以执政者之整体形象出现时，并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也不存在是否违宪的问题，执政党作为整体不应成为违宪责任的主体。
弥合规范与实践之分野，不外乎通过宪法规范内和宪法规范外两种方式。通常认为，八二宪法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制定的，但在宪法文本中载明国家指导思想却是七五宪法开创的先例。在凯尔森看来，任何的规范都是一个框架(Rahmen)，其中包括多种可能性。
这就催生了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原则(Grundsatz der verfassungskonformenAuslegung von Gesetzen)，也就是要求对法律的具体解释和适用，必须时刻关照宪法价值的落实，将宪法作为法律解释的补充性和控制性因素，使法律的具体操作合于宪法的整体秩序。宪法学者开始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的角度探索宪法影响司法的其他可能性。(19)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乔晓阳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工作比喻为：鸭子浮水，脚在下面动，上面没有看出来。(29)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并非静态的，而表现为一个相互动态调适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用组织法去概括这两个概念的所指大体可以覆盖，或者，实质意义的宪法概念也足以承担这两个概念的学理功能。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有着久远历史，有着相对独立的规范与学理体系的部门法，都开始出现了宪法化的趋势。
在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后，这一做法更为所有的立法所坚持。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是宪法学的重要课题。而如果把经验性的宪法/制(一国政治生活的事实、政治关系的状态)概念考虑进来，其内涵就更为模糊不清。在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的现代法治理念下，没有什么法律是与宪法不相关的。
此外，在部门法的立法中，立法者往往偏重于该法律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而法律的具体运行中，往往会展现出与其他宪法所保护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各个部门法都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在具体个案的司法中，这些法律规范的内涵需要被进一步明确(进一步具体化)，而已经被具体化于部门法中的宪法价值也可能在具体情境下发生冲突。(30)要在这种相互动态调适的过程中，逐步趋向整体法秩序的和谐。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概言之，实质意义上的宪法除了包括宪法典和各种组织法之外，还包含了散落于各个部门法中的规范。并以积极的学理研究，为其未来的自我完善提供建构思路。
宪法相关法的概念于此只能制造混乱与困扰。(22)法益概念的宪法化(以基本权利为其实质内容)、刑事政策受到宪法控制而成为宪法下的实证法内的因素，都是刑法的宪法化的表现。
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20)石佳友：《民法典与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页。(20)在德国刑法学上，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原则上讲，所有刑法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角度来解释。对法律做合宪性解释的最基本要求是：当某个法律规范存在多种的解释可能性，其中的某些会导致该规范违宪，而另外一些使该规范合宪，则法律的解释者应当选择与宪法相一致的解释可能性。各法律部门的规范，不仅来自形式法律(由议会制定的)，也来自更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二是部门法的规范尚有被解释为合宪的可能，但法律解释者并未采纳此种解释可能。
不能仅仅认为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的单方限制，而要同时认识到，基本权利在自由民主国家是宪法所追求的客观价值所在，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本于此项认识而进行，这意味着法律本身也受着基本权利的限制，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后者意味着，在考量该法律部门的规范领域的特定情形而形成具体规范时，立法者不能逾越宪法设定的边界，不能背弃国家目标，不能侵害基本权利，在权衡各种利益时，应谨慎裁断，避免草率放弃宪法的价值设定。
在笔者看来，宪法性和宪法相关性都太过模糊，无法合理解释众多的归类问题。(26)石佳友：《民法典与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
对学术研究而言，宪法学者与部门法学者都要有将宪法与部门法进行关联的自觉意识，既不可互相漠视，也不可傲慢地以为本学科可以自足。在此纵向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宪法与各部门法体系中的形式法律(在我国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⑦)之间的关系。
宪法是最高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立法是在宪法约束下在法秩序的各个领域的规范展开。(25)参见陈忠林：《关于我国刑法学界对意大利现行刑法的几点误解》，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5期。尽管在具体化宪法上，立法权具有优先性，但具体化宪法并非只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其他国家权力仍然负有在其职权的行使中落实宪法精神的义务。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15)而2008年年底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标志着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暂时不再有实现的可能。2018年宪法修改，将专门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此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国家出现了此种趋势，并且，即使在没有宪法法院的法律体系中，通过民事法官的司法活动，宪法基本权利却有可能在私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16)包括但不限于：蔡琳：《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在判决的说理部分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与学界关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的主张实际上形成了呼应。石佳友教授也指出，不必担心民法对于宪法的开放性，经由‘新宪法‘改造而获得新生的‘新民法，由于更‘人性化而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它也必将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合宪性解释要求的出现，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规范意涵之间，解释者应当选择与宪法一致的。在此情况下，重新回到宪法就是必要的。基本权利与法律的交互影响(交互效果、相互影响，Wechselwirkung)理论，最早是由德国魏玛时代的法学巨匠鲁道夫·斯门德在1927年德国国家法学者联合会年会上提出。例如，意大利现行的刑法典制定于1930年，正处法西斯统治时期。
在理解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关系基础上，尊重和理解对方的学科知识和体系，走向宪法教义学与部门法教义学的体系融合。而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以及基本权利对整个法律体系的辐射效力，更是推进了法秩序的根本性变革。
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在笔者看来，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法学思考，应该有此种交互影响、反复衡量的用心。
借由宪法的辐射效力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国家的保护义务等学理的引入和本土化，中国宪法学初步建立起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学理框架，并与各部门法学展开了互动。⑧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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